陆铮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立刻投入了繁重至极的善后工作。

随军医师和从西安等地紧急征调的大夫日夜不休，但药材奇缺，许多重伤员依旧在痛苦中死去。

陆铮下令不惜代价，从江南调运药材，并严令各地官府协助。

他亲自巡视各营，抚慰士卒，当场兑现赏银和抚恤承诺（部分来自他出发时携带的内帑银和后续江南解送），并将战利品优先分配给出力最多的部队。

阵亡将士的遗体被尽力收殓，集中安葬，立碑纪念。这些举动，极大地稳定了摇摇欲坠的军心。

幸存的秦兵残部与忠武军合并整编，由陆铮暂领。他利用缴获和后方补充的物资，紧急修复破损的关墙，重新部署防线。

潼关，这座饱经摧残的雄关，开始缓慢地恢复着元气。

对于大量被俘或投降的流寇，陆铮采取了分化策略。老弱病残及被裹挟的饥民，发放少量口粮就地遣散；

愿意归顺且有战斗力者，打散编入辅兵或屯田队伍；顽固头目，则严厉处置，以儆效尤。

孙传庭因病情过重，被陆铮强行派人护送回北京休养。曹文诏伤势稍稳，但仍需长期调理。潼关的军政重担，几乎全压在了陆铮一人肩上。

潼关的压力骤减，使得中原的周遇吉和史可法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周遇吉凭借其 河南总兵官 的新职权，开始大刀阔斧地清剿豫南、豫东的残寇，并尝试恢复地方秩序。

他联合史可法，逐步打通与潼关的联络通道，使得中原与关中的联系重新变得可能。

收复的城镇开始委任官员，推行与江南类似但程度稍缓的新政，重点是恢复生产、招抚流民、建立保甲。

然而，中原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至极，恢复工作异常艰难，且地方豪强、溃兵游勇依旧是一大隐患。

陆铮在潼关的惊天逆转和亲临前线的巨大威望，使得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变得更加无可撼动，甚至可以说是一言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