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深秋，沈阳市公安局法化组办公室，灯光惨白。

法化组组长徐功伟的指尖，正小心翼翼地托着一节人类的第三腰椎骨。

骨头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上面一个清晰的斜穿孔洞，仿佛罪恶凝固成的眼睛，与桌上那把寒光闪闪的苏式步骑枪刺刀冷冷对视。

“徐组长，案子……卡在这‘一孔之见’上了。”来自沈阳军区保卫部的张干事声音沙哑，眼底布满血丝。

他带来的是一桩令部队上下震怒的悬案：小学教师徐桂云，在寒假前往吉林省磐石县驻军某部探望丈夫——一位年轻的连长时，竟在抵达后神秘失踪。

数月后，她的尸体在营地附近一条隐蔽山沟里被发现，已高度腐败。

现场勘验条件极差。当地法医的初鉴结论摇摆不定：“认定为戳刺伤，但也不排除火器伤。”

这一模棱两可的判断，让侦查工作陷入泥潭。一个关键的嫌疑人浮出水面——驻地附近一名可以接触到苏式步骑枪枪刺的民兵战士。

他的命运，就系于对腰椎骨上那个孔洞的最终认定。

是刺刀，还是子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正义的走向，也关乎一个年轻人的清白。

面对几乎为零的检材——一节骨头、几片带洞的衣裤布料和一条帆布裤带——徐功伟与资深法医李贤俊、及志勤感到了千斤重压。

但他们脑海中浮现出军嫂惨死异乡、军人丈夫痛不欲生的画面，一股义愤油然而生。

“我们必须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死者和她的亲人！”徐功伟一锤定音，接下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