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核查组南下江南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又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朝堂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次，关注的目光不再仅限于叶家工坊本身，而是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新式工坊，究竟是对是错？是与民争利的恶虎，还是惠民利国的祥瑞？

叶明心知肚明，这场舆论战的关键在于数据。

他闭门不出，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整理叶氏工坊的账目和经济数据上。他不仅要证明工坊的清白，更要借此机会，向朝野展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用事实和数字说话。

他亲自设计了一套清晰的对比表格。

左边一栏列示市面上同等质量棉花的收购价格、普通织坊的工钱标准；右边一栏则是叶氏工坊实际的收购价（明显高出市价一至两成）、工钱数额（包括基本工钱、绩效奖励和伤病抚恤章程）。

数字悬殊，一目了然。

他还整理了工坊开办以来，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数据：增加了多少棉农收入、养活了多少运输脚夫、吸引了多少周边妇孺前来务工从而补贴家用。

甚至，他还让工坊负责人统计了工坊女工家庭的平均收入变化，与进入工坊前相比，有了显着提升。

这些数据，被叶明用工整的小楷誊抄在特制的大幅宣纸上，配上简洁的说明，形成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可视化”报告。

虽然形式原始，但其内核的理性与客观，在这个习惯于空泛道德指责的朝堂上，显得格外醒目。

与此同时，他开始起草那份给皇帝的陈情书。他并没有直接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现代词汇，而是用了更符合时代语境的说法：

“陛下明鉴：臣闻，圣人治世，首重民生。民生之要，在于衣食丰足。古之善治者，皆欲求物美而价廉，使百姓得以温饱。”

“今有新式纺车织机，效倍于前。其所产之布，质优而价平。若推广之，则天下寒士，皆可易得暖衣；边关将士，亦能厚其征袍。此非与民争利，实乃藏富于民也。”

“或言：新机出则旧工废。此乃只见其一，未见其二。昔鲁班造锯，岂令天下樵夫尽失其业？蔡伦造纸，岂使天下简牍工匠皆无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