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奉安之事定下了，内阁这几位重臣的心思，便已悄然转向了为其拟定谥号与庙号之上。

首辅陈循率先挑明话题：“陛下，王爷，太上皇奉安之礼既定，这谥号与庙号……亦需早日议定，以奉宗庙，正天下视听。”

谥号之制，源于周朝，通常以一二字概括，旨在评定帝王一生功过，寓含褒贬。

然而，自唐李治与武则天这两口子，将谥号字数层层加码。

其原本的警戒之意便逐渐淡化，沦为堆砌美言的浮夸文章。

凡是个皇帝，其谥号，必然是什么文武广圣仁大等字全塞进去。

至明朝，皇帝谥号已动辄突破二十字大关。

相比之下，庙号起初极为严谨，非有开疆拓土或中兴再造之大功者不得立。

西汉十二帝，得享庙号者只有四人。

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文皇帝恒，世宗武皇帝彻，中宗宣皇帝询。

大抵开创基业者作“祖”，守成继业者称“宗”。

必须强调一下，我大明文皇帝，庙号是太宗！

他的皇位是从太祖那里继承过来的，也不知后世哪个不肖子孙，竟把他庙号给改做成祖。

而庙号到三国两晋开始泛滥，到唐朝成型，除了亡国皇帝，人人都有庙号。

自三国两晋起，庙号渐滥，至唐代已成常例，除非亡国之君，几乎人人皆有。

故唐之前，多以谥号称呼帝王，如汉武帝之类。

唐后谥号冗长，不便称谓，便多以庙号“某宗”代指帝王。

庙号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谥号的评价功能。

此事关乎史笔定论，尤需谨慎拿捏。

若评价过高，则“土木堡”之难何以自处？

又不宜太低，毕竟是皇帝，颜面上须过得去。

最好是寻一个看似中性，实则暗含贬抑的庙号，既能保全皇家体面，亦能让后世读史者窥见其失德丧师之实。

陈循的思绪，与在场的于谦、徐有贞等人不谋而合。

这位太上皇，登基之初上有太皇太后张氏垂帘，下有“三杨”辅政，坐享仁宣之治的遗泽，可谓太平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