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的院落，仿佛经历了一场严酷的霜冻。虽然小玲的留下像是一株冻土中挣扎出的嫩芽，预示着微弱的生机，但弥漫在空气中的寒意并未完全散去。那台惹祸的牵引椅被拆解后堆在角落，像一堆冰冷的废铁，无声地提醒着曾经的危机和信任的疮痍。小艳和周建国之间，维持着一种客气而疏离的共事关系，除了必要的公务交接，几乎再无多余言语。财务新规像一道冰冷的铁栅，横亘在两人之间，也勉强支撑着中心摇摇欲坠的框架。

日子在清贫、焦虑和小心翼翼中缓慢流淌。小艳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人们的康复训练和心理疏导中，试图用忙碌麻痹自己。周建国则更加沉默，整日在外奔波，试图联系一些零散的加工活，或者打听任何可能获取补助的信息，眼神中的疲惫日渐深重。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却又仿佛是对所有坚持和苦难的一种补偿。

那是一个普通的上午，阳光和煦。几辆黑色的轿车和一辆面包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康复中心略显破旧的院门外。车上下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旁边跟着几位干部模样的人，还有几个拿着笔记本和相机的工作人员。

正在院子里带着王大姐她们做康复操的小艳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周建国闻讯从屋里跑出来，看清来人后，脸色瞬间变了，手忙脚乱地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衣领，紧张得有些结巴：“刘…刘县长？您…您怎么来了？”

县里的领导，竟然毫无预兆地来到了这个藏在巷弄深处、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

刘县长和蔼地笑了笑，摆摆手：“路过，听说咱们这儿有个挺特别的康复中心，专门帮助下岗的工伤工人，就过来看看。不用紧张，我们就随便看看。”

话虽如此，但小艳和周建国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领导“随便看看”，往往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和巨大的压力。

一行人走进了小院。刘县长的目光敏锐而细致地扫过四周：简陋但干净整洁的房间，墙上贴着工人们自己画的鼓励漫画和康复进度表；那些由周建国想办法淘换来的、经过严格检查才敢再次使用的简易康复器材；角落里，小玲正认真地分拣着草药，王大姐和李阿姨则在另一旁，利用小艳设计的土办法进行手指灵活性训练——用旧毛线编织一些简单的手套杯套，虽然笨拙，却极其专注。

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光鲜的环境，有的只是一种在困境中勃发的、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互助取暖的浓浓人情味。

刘县长没有过多言语，只是静静地看，偶尔停下来，温和地询问工人们的情况。 “大姐，来这里感觉怎么样？” “手比以前有点劲儿了，心里…也踏实点儿。”王大姐有些拘谨，但回答得朴实。 “这编织，能卖钱吗？” “暂时还不行，就是练练手，小艳护士说，活络筋脉比啥都强。”李阿姨不好意思地笑笑。 小玲鼓起勇气，小声说：“县长，等我手好了，我想学真本事，挣钱养家。”

小艳跟在旁边，心情忐忑地做着介绍，她没有夸大其词，只是平实地讲述中心的运作模式、遇到的困难、以及工人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她提到了“互助小组”，提到了试图将康复与再就业技能结合的想法，也提到了资金和设备的极度匮乏。

刘县长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头。当他看到小艳拿出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包含康复记录和简单收支的账本时，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动容。尤其是听到小艳和周建国（周建国在一旁补充了几句）是如何自掏腰包、甚至抵押房产来维持中心、承担事故责任时，他沉默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

“不容易啊。”刘县长环视着这个小小的院落，看着眼前这些面对苦难却仍在努力挣扎的生命，语气沉重而真诚，“你们这是在做好事，做实事，也是在帮政府解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