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院长立刻像得到了指令的猎犬，金丝眼镜后的眼睛闪烁着幸灾乐祸和急于撇清的光芒，他上前一步，声音尖利地附和：“就是！吴局长说得太对了！简直是乱弹琴！梅小艳！你已经被卫生院严肃警告过了！屡教不改！我看你就是想出名想疯了！打着关心残疾人的幌子，搞个人英雄主义，博取同情，扰乱社会视听！”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驱散什么污秽。

小艳看着眼前这两张道貌岸然、一唱一和的脸，看着他们轻描淡写、粗暴蛮横地将孩子们刚刚展现出的那一点点脆弱而珍贵的连接、那份刚刚萌芽的喜悦和探索，彻底否定、踩在脚下，贴上“荒谬”、“乌七八糟”的标签。一股冰冷的悲哀如同深冬的寒流，瞬间淹没了她，随之而来的是几乎要将她撕裂的愤怒。

解释？

在这样固化的、充满权力傲慢的认知壁垒面前，任何解释都苍白无力，都是徒劳的挣扎。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不是对孩子们的，而是对眼前这冰冷现实的。

她不再说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吝于再给他们。她默默地转身，走回到那台伤痕累累的老风琴旁。琴凳上放着她那个洗得发白、印着“棉纺厂”字样的帆布工具包。

小主，

她俯身，拿起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帆布纹理，感受着那熟悉的、属于她过去生活的触感。

然后，她拿着包，一步一步，再次走到吴胖子面前。她的脚步很稳，没有一丝犹豫。

在吴胖子、张院长以及那两个干事疑惑、审视、甚至带着一丝看好戏的目光中，小艳拉开了帆布包的拉链。她的手在里面摸索了一下，然后，掏出了一张叠得整整齐齐、边角锋利的纸——那是她的棉纺厂技工岗位辞职信。

她将辞职信展开，纸张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哗啦”声，在死寂的仓库里异常清晰。她没有看吴胖子，她的目光像温柔的流水，缓缓流过那些重新被惊恐和茫然笼罩的孩子们的脸庞，流过泪流满面、紧紧抱着小慧、仿佛那是她唯一浮木的刘姐，流过妹妹小丽那双盛满了担忧、心疼和愤怒的眼睛。

最后，她的目光才重新落回吴胖子那张写满了官僚主义冷漠、对生命奇迹视而不见的脸上。她的声音依旧清晰平静，却像投入深潭的巨石，每一个字都仿佛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带着千钧的重量和冰冷的决绝：

“吴局长，张院长，你们说得对。”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也许，在你们眼里，这很荒谬。这很可笑。这很不科学。”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胸腔剧烈起伏，似乎在汲取最后的力量，目光却锐利如刀，直刺对方灵魂深处，“但至少，”她一字一顿，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他们！只是用身体在听歌！听一首——”她的目光再次扫过孩子们，声音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悯与骄傲，“叫‘活着’的歌！”

话音落下，如同最后的审判锤音。她没有丝毫犹豫，手臂一挥，将那份雪白的、叠痕清晰的辞职信，轻轻地放在了旁边一个沾满油污和灰尘的废弃轮胎上。

那一片刺目的白，在昏暗、脏乱、充斥着铁锈和绝望气息的仓库角落里，像一道无声的闪电，更像一面绝望的旗帜，宣告着一个世界的结束和另一个世界的未知。